张择端是哪个朝代的人（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是哪个朝代的）

啥原因呢？悉听笔者详细道来.

从北宋伊始，对管理和修建衙署控制得很严.建国之初，宋太祖赵匡胤颁布诏书：凡官舍物业的损坏和增建要记录在案，是前任向后任办理交接的内容，作为朝廷考核官吏的项目，不合格者扣一分；经批准修建衙署，不向民间摊派不扰民者加一分......

据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宋史·地理志》载，雍颐二年（985年），楚王宫失火，宋太宗打算借机扩建宫城，规划设计图出来了，属于皇宫旁拆迁范围内的居民听闻后纷纷不愿搬迁，差点出现了群体性上访事件.估摸是想到其皇兄宋太祖在位时颁发的诏令？宋太宗说皇宫内城确实狭窄，但就将就用吧，进行强制拆迁，朕也不忍心啊！于是下诏叫停了扩建宫城的计划.因此北宋皇室的宫城是古代中国大一统王朝中规模最小的.据说在开封当时的著名大酒楼“丰乐楼”上，就可以俯视整个宫禁.

景德三年（16年）杭州知府薛映因与上司姚铉不和，举报其不经批准擅自修建衙署，朝廷派员核实后，经大理寺议罪，被降了N级，贬为“连州文学”，一个偏远小县的闲职.

大中祥符二年(19年)，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地修建府衙的管理，宋真宗诏令各地“无得擅修廨舍”.按现在的话说，修建府衙必须经过朝廷的审查批准，违反者严惩不贷.由此“官不修衙”的惯例就慢慢形成了.

北宋文人孟元老在所著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形象地描写了了京城皇宫、御街、大相国寺，以及众多酒楼、茶馆、商铺、食肆、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，但写到开封衙署，只说一句在浚仪桥之西就带过了.为啥？一座毫不起眼、淹没在商民建筑中的房子有啥写头？

宋神宗熙宁四年(1071年)，大学士苏轼宦游到杭州担任通判（相当于副市长）.甫到衙署，只见那几间屋屋不仅破烂不堪，还歪歪斜斜的，一副大风吹来就要坍塌的模样，感到十分郁闷.

杭州以前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，修建的衙署用房都是用的十分珍贵的巨木.但由于宋代百多年来，官府无力维护，就变成这模样了.苏轼晓得朝廷的政策，盯得到“遭头”，不会去干擅自修房的蠢事，进衙署办公小心些就是了.三年任期干满后，道声“拜拜”就告辞.

殊不知十几年后的元祐四年(1089年)，苏轼由副市级提为正市级，当上“还乡团”，重返杭州当知府.来到府署一瞧，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哟！同僚们说，下雨就只能像农民们一样窝在家里“轧雨班”，谁敢待在那屋里，垮了咋办？这种倒霉事啊，真格儿是人人都说不得，没过几天衙署里就倒塌了一间房屋，压伤衙门两名书吏，刚过两月，衙署的鼓角楼也倒了，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，内有孕妇一人.从此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差的都怕进衙署上班了.

苏轼知道，这些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，三令五申压缩经费，自己连开支十贯钱以上的权力都没有，但身为一市的最高领导，不拿出主意不行呵！

那时世人出家，要有官方颁发的度牍，就像现在做生意要有营业执照一样才算合法.苏轼是聪明人，冥思苦想打好主意后，手捏生花妙笔，在给朝廷的奏章中，述说了维修衙署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提出了维修计划，共有27处需大修，需要钱四万余贯（约合现在人民币15万元左右）.请求朝廷批准颁发度牒2道，颁发度牒所收的办理费用来解决维修经费.朝廷可派员来核查我说的情况，如有不实甘愿领罪.

由于预算数目过大，朝廷没有同意.

过了一年，杭州接连发生水灾和饥荒.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批准颁发2道度牒，野史载苏轼还悄悄请了当朝的高太后出面通融.苏轼想的办法是，颁发这2道度牒收的管理费，购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出后，可得钱一万五千贯，虽然无法彻底翻修衙署，但把紧要处修缮一下也可放心将就用.

但朝廷只批准颁发30道度牒.在这之后杭州衙署怎么整修的，史书上就没记载了.

元朝存世不足百年，就不必提了.明代和清代延续了宋代“官不修衙”的惯例.

明朝万历年间，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其写的《宛署杂记》中描述：作为京畿首县的宛平县，县衙署仅有一座房屋，质量比民房还要差，府衙与民房合用一堵墙，两边说话的声音互相能听到.本县的大部分官吏是无房户，只有租民房住.哎！搞成这样子，真不知何时开始的.

明代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，宛平县已设县近两百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居然没修建一座像样一点的衙署.万历十八年，沈榜本来想扩建衙署，虽经报批同意，但县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为了遮遮丑，只好重修了衙署大门.

据史料载，清代中叶，成都“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，破烂不堪”，“两县以下之各官署，或荒凉如僧庐，或朽蚀如陋室，虽列省会地面，而萧条僻陋之气，怆然满目”.用现在的话说，文官衙署里的房子破烂倾斜，县级以下的各官署，荒凉简陋得得像破庙，像即将被拆迁的房子，使人感到十分凄怆.

“清代第一廉吏”于成龙自述任广西罗城知县时，初次看到县衙署的模样：无大门，无仪门，两边长满杂草如荒野.中堂草房三间，东边隔为宾馆，西边隔为办公用房兼书房，中间开一门入为内室......哀裁，此一活地狱也，胡为呼来哉？哈！廉史都认为这衙署太过于寒碜！

如宋神宗熙宁八年(1075年)，为节减经费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，朝廷专门下诏“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、库务、店务、课利舍屋外，自宫殿、园苑以至百司廨舍、寺观等，并权停.过七年取旨”.嗬嗬！宫殿、园苑、各级政府的府衙，还包括庙宇，停建七年后再说，优先建设的是贮存粮食的仓场、保管钱财的国库、公租房屋和税务所等公共项目.

据《明代建筑大事年表》载，洪武朝三十一年，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，同期修府衙26所.宣德朝大规模兴建府衙55所，但数量仅为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159所的三分之一

除了把修府衙排在公共建设项目末尾外，在资金安排上从严掌握，并逼地方官掏腰包或自行设法.

据野史载，当年苏轼准备修府衙时，一方面向朝廷申请颁发度牒，一方面准备捐出自己的“公使钱”五百贯作为配套资金.什么叫公使钱呢？就是朝廷拨给地方长官自主使用的，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经费.

清代甚至规定，地方官拟修建衙署，如果本地缺乏财力，可借支养廉银，但必须从他们以后的养廉银中分期偿还.养廉银算个人收入啊，自掏腰包修衙署，当官的谁不肉痛？外搭还有长达十年的质量保证期.期间如出现坍塌，要追责.

为什么从宋代开始形成了”官不修衙“的习惯呢？笔者管见：

其一，从宋代开始的各朝代基层政府算货真价实的“小政府”，财政规模非常有限，没有专门的修衙署经费.

其二，修衙署如出现搞摊派、拖欠工钱等问题，扰乱了社会秩序，影响了社会稳定，上级要严惩不贷.

其三，古时当官称为宦游，经常要调动，谁愿意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”？当然以前也有清官和贪官之分，清官嘛忙于公务，大都不愿趟修建衙署这滩浑水.贪官嘛虽然殚精竭虑大捞白花花的现银，但也不会从修建衙署上打主意，因为上级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控和追责办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