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正指的是）

“天下观”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体现，是对中国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由想象到实践的历史过程；而“大一统”则是维护、发展并实践“天下观”的思想和理念。这些思想、理念是决定中华民族，无论处于分裂还是统一都能够最终发展壮大的核心因素。

“大一统”思想、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以及“天下观”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演变、发展和共同性、统一性不断聚集的主线。作为中华民族凝聚、统一的基础，“大一统”思想依托于天赐的、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，并随着对“天下”认知的不断深化和丰富，推动了其目标，由“想象的天下”与中华民族天赐的自然地理空间相统一的方向发展。

一、“政治一统”与中央王朝统治的有效性

“大一统”思想的明确提出是战国时期的《春秋公羊传》，本义是奉周文王所颁历法的正月为正月，尊奉周朝立法为正统，真正表达的是以周天子为天下诸侯共主，强调当时政治秩序的正统性、合法性。

“政治一统”不能简单理解为政治制度、统治方式的统一，如果这样理解就背离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。“政治一统”包括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、代理统治区、绥抚区和共存区。“政治一统”主要解决的是夏夷在“天下”的一统性关系。

《诗经》记载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”

“政治一统”的观念在先秦已经出现，“天下”不是指具体的地理范围，而是形容王权无所不在，是“政治一统”的思想萌芽。《尚书·禹贡》中的“五服制”是“政治一统”的肇始。“五百里绥服”包含大量的夷狄，“五百里要服”和“五百里荒服”是偏远的夷狄区域，是夏夷共存区域，没有固定的进贡义务，用各种形式的约定保持臣服、隶属关系。

“五服制”描述的是以华夏“中国”为中心，向四方层层拓展的统治秩序，而且离中心越近统治的有效性越强，离中心越远其有效性越弱，这是“中华族系”各族关系的鲜明特征。中华民族的“政治一统”必须依赖两种手段——“教化”和攻伐，以“教化”为主，攻伐为辅。其后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“政治一统”的进程都没有脱离“五服制”的政治秩序理念。

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“天下”的部分区域实现“政治一统”是秦朝。而后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多受秦、两汉“政治一统”观念的影响。郡县制和法令一统成为秦朝“政治一统”的标志。

董仲舒关于华夏“中国”对“天下”统治秩序的描述，体现出“政治一统”中华夷的身份和政治位置，即以华夏“中国”为中心，其有效的统治，逐步向中华民族天赐的自然地理空间的边缘扩展。

二、“文化一统”与中央王朝统治的正统性、合法性

自秦朝始，“大一统”的内涵开始适应统治的需要而变化，虽然秦朝承认其是承继于周的“大一统”，但此时“大一统”是指以中原郡县制地区为核心的、以华夏文化为基础的秦朝统治的正统性、合法性内涵。比如文化上的“书同文”“行同伦”政策，为后来“文化一统”奠定了基础。

“大一统”思想在西汉有了新的解读，董仲舒首先提出“天人感应”“君权神授”的观点，强调君权的神圣不可质疑性和合法性，道家、法家或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外来的佛教都成为儒家思想的协同。董仲舒认为，探究《春秋》的本源，始于贵者，强调“人君”要遵守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的德治，以此才能实现诸正，以显“人君”的正统性、合法性。

两汉以后，中华民族“大一统”的历史发展，实际上受到“一个支点”和“两条主线”的影响。“一个支点”是华夏文化与统治的正统性、合法性问题。“两条主线”:一是华夏“中国”向“四方”的文化“教化”和交互影响；二是夷狄进入或入主中原的中华文化观及其认同。

关于华夏文化与中央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关系，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有了成熟的思想内涵。孔子认为夏夷的身份是可以转换的，既可以“以夏变夷”，也可以“以夷变夏”；夏夷身份的转换是文化因素，而不是血统因素。

儒家的民族关系思想是极具积极意义的，成为中华民族“大一统”思想践行的理论基础，同时，也符合华夏民族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和“中华族系”的发展演变过程。正是由于这种“文化论”的因素，杞桓公到鲁国朝见才被记载为“杞子来朝”，“杞子”之称是因为他用了夷人的礼节。

儒家将夏夷之间的秉性差异归之于环境，“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”，也就是“习惯”“积糜”，而不是天生就具有的。这就为夷狄入主以中原为核心区域的“中国”提供了正统、合法的身份，因为只要皈依华夏文化，就有了获得这种正统、合法身份的可能性。

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作为“大一统”的指导思想，认为只有“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”才能成为“大一统”的主导，将“文化一统”作为“大一统”的主要方向。儒家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层和顶层的内涵，因此，我们也可以将“文化一统”理解成中华文化核心层和顶层内涵的“一统”。

三、“天下一统”与中华民族疆域的统一性

中华民族在古代事实上存在一个天赐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。在先秦时期，士人就对“天下”范围具有想象之上的模糊的认识。先秦出现了“九州”“四海”的概念，“九州”就是指“天下”，而“四海”更为笼统，所言是指可及“天下”的边缘以内范围，当时人们认为海是地域的边缘。

“五服制”就属于华夏“中国”管理“天下”的第一个制度体系，其中的“绥服”“要服”“荒服”与“教化”“声教”密切关联，天子以“正统”的身份管理这些区域，每个区域以“五百里”为单位，具有明确的地理空间概念，“大一统”由此第一次具有了“天下一统”的内涵。

从“天下一统”的角度而言，秦朝的统一是华夏和诸夷狄大融合的结果，比如夷狄色彩浓厚的秦、楚、吴等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，“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”，对于那些境内的其他夷狄，郡下设“道”管理。秦朝的实际有效统治面积远未达到中华民族的自然地理空间。

汉朝仍然以“九州”“四海”为基础认识“天下”的地理范围，而且对地域的管理是有效的，“四海”的中心是京师，四方汇聚、节制于京师。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都护府的设立，“天下”的西部地域第一次被纳入汉朝的实际管辖。

在对“天下一统”的认识上，汉朝发生了不同于秦朝的变化，比如贾谊提出天子为“天下”之首位于上、蛮夷为“天下”之足位于下的观点，不仅具有“政治一统”的内涵，也蕴含汉朝的“天下”不仅包括实际管辖地域，而且在非有效管辖的夷狄地域也有了想象的空间，“天下一统”的范围既模糊又具有了弹性空间，因此，汉朝“天下一统”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秦朝。

华夏“中国”与四方夷狄的关系，概括为夏夷两方关系，衍生出汉朝的华夷“首足论”和唐朝的华夷“本根枝叶论”“化内化外论”，以及明朝的“驱夷复华论”，无不体现出以华夏“中国”为中心的“天下一统”观——谁占据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，谁驱夷复华论就可能成为“天下”正统、“中国”之主，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。

结语

中华民族存在一个客体的“天下”，其共同性、统一性成为主导和方向；与此同时，也必然形成包容和尊重多样性、差异性的观念，否则在这个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内就不会形成中华民族的“共存天下”和“天下一统”。

中华民族的“天下观”适应了“自然天成的天下格局”而形成，而“和”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“天下观”的主要内容，原因是解决了共同性、统一性与差异性、多样性的冲突问题，即坚持多样性的和谐与统一性基础上包容差异的统一。

差异性是客观存在，要包容和尊重；统一性是主导和方向、标准和原则，必须坚守，这就是“和而不同”的深刻内涵。“大一统”思想的基础是“和”文化，特别是“和而不同”的理念，因为“大一统”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是中华民族的统一，包容是手段，统一是目标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司马迁.《史记》.

[2]班固.《汉书》.

[3]范晔.《后汉书》.